日本传统陶瓷的中国渊源研究及其启示

文·王令彪

1. 前言
      基于岛国因素，当前的世界科技强国日本曾经在原始社会里持续了一万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其他国家。日本的传统陶瓷主要以陶器为主，其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大大晚于中国约1300年（我国自东汉出现青釉瓷器）。现今日本传统陶瓷艺术行业在不断地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当代先锋陶瓷艺术方面。但是，犹如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样，制瓷业也不例外，毫不夸张的说，日本传统陶瓷根植于中国陶瓷。本文拟以中日陶瓷交流史为背景，揭示日本传统陶瓷的文化渊源，及其差异的社会文化成因。
2. 中国陶瓷对日本传统陶瓷的影响
      日本位于亚洲的东部，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的两国人民利用海流和季风，直接或间接地来往于两国之间，自古以来便交往频繁。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日本列岛上的人民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这些都是可以在史书中找到记载的：公元1世纪时《汉书》（班固著）中的《地理志》便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后汉书》则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汉委倭王”的典故，这也就是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的由来。据考古资料：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而在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日本史籍《书记》则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频繁的交往与文化交流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建筑、雕塑、漆器、织锦、陶瓷、服饰、绘画、书法等以及制造技术陆续传播到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就陶瓷而言，作为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之一的中国更是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的影响。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2.1来自于中国的直接影响
      中国传统陶瓷对于日本陶瓷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单纯的瓷器的输出。第二个层次是制瓷技术的外传和输入地对中国瓷器的模仿。第三个层次是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这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对日本陶瓷影响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深刻的方式。
      在第一方面，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与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海上通道。尤其是到了唐代中后期，输入日本的瓷器不但数量剧增，品种也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七世纪末，遣唐使船只带去的唐三彩。现今日本考古已在超过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
      在技术外传与交流方面，最早的制陶技术传授是在战国时期，当时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部分陶工流落至日本后定居下来，向日本传授中国制陶技术。日本最早于隋朝时期向中国派遣使臣向中国学习先进技术，其中就包括炉火纯青的陶瓷制作技术。由此，日本在军事、医术、绘画、书法、陶艺、烹调、印刷、织布等技术方面取得了飞跃。其中有个名为吉备真备的日本人作为遣唐使曾两次来到中国，他不仅在中国学习先进的陶瓷制作技术，还携带中国的陶工到日本传授制陶技术。镰仓时代、平安中期之后、17世纪初，日本的陶瓷生产飞跃的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日两国间陶瓷生产制作技术的传授与交流。另一方面，隋朝时期由中国政府背景派遣的文化大使也逐渐增多，如鉴真和尚就曾六赴日本。这些文化使者同样也给日本带来最新的陶瓷产品与技术。这些种技术交流对日本陶器生产技术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中岛健藏先生所言:“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2.2 来自于中国的间接影响
      自隋唐以来，由于使臣、宗教、通商、陶瓷艺人迁徙等等原因使日本陶瓷生产技术有了飞速的进展，除了直接的因素之外，另一个间接的原因则是通过与朝鲜半岛的技术交流。
      918年的朝鲜还在高丽时代(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就学会了中国的造瓷技术。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汉文化形成占领性地输入，这点表现在文化、经济及生产技术的各方面，当然也在陶瓷制造业上。从朝鲜传到日本，并影响着日本的陶瓷生产与发展。
      十六世纪，日本两次侵略朝鲜（壬辰倭乱）。通过侵略占领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和陶瓷。在这两次战争之前，日本还没能掌握陶瓷上釉的技术，陶瓷业整体处于原始阶段。这场战争，有记载云仅岛津义弘带回日本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陶工对于日本陶瓷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依靠掳掠这批的陶工，首次把制造瓷器的技术带到了日本，这批陶工中的金海（后改名星山仲次），在帖佐建立了萨摩藩的御用窑；特别是是锅岛藩主直茂带回的李参平，他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日本称石英粗面岩），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日本原料问题。可以说，是朝鲜陶工和其后代传承的陶瓷工艺技术真正成功开始了日本瓷器时代，就溯源而言，日本的传统陶瓷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中国的间接影响。
3. 社会文化成因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因素都有着中国影响的深刻烙印，但是，尽管有东方文化母国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影响与冲击，都无法完全替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及取向，其单一民族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日本艺术家们在汲取消化外域先进文化的同时，遵循本土审美品味和艺术格调，有机的揉入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演绎创造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带有强烈日本风格与个性的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日本传统陶瓷发展到今天，可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
3.1社会体制区别因素
      中国传统陶瓷在封建社会体制内，制作精良高档的陶瓷向来即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品，诸多御窑瓷、官窑瓷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中庸”美学与“礼制”精神的影响下，追求“富丽、华贵、气派”以彰显“大国”风范，而民窑则从未能够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
      日本传统陶瓷，则在明治维新时期（约1868年），传统制陶业即向国际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大众的参与以及市场化倒逼，所以日本传统陶瓷艺术与“地气”相接而多元化。同时，日本传统陶瓷逐渐趋向于实用与审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形式与功能融为一体。艺术来自民间，服务大众，具有了浓厚的人间烟火艺术气息，消除了高不可攀的隔阂，拉近了距离的同时，从根本上保证了其艺术多元文化价值的坚实基础并孕育内源爆发力。
3.2地理特征因素
      大陆与海洋兼具的地理特征使中国传统陶艺风格较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比如，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当时的人们与罗马及欧洲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而受上述地区琉璃技术的影响，所制陶瓷的表面被广泛施釉。在元代，在政府的推动下，瓷器质量较宋代有大幅度提高。以至于元青花瓷器成为当代陶瓷收藏品的极品。同时，中国的多民族性特征也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影响颇多。
      而日本僻处一隅，地域狭小，其岛国特征制约了其文化发展。特殊的地理特征因素使许多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被囿于方寸之间，无法跳出狭小的天地，从而导致了民族文化基因缺陷，这是日本民族文化长期以来难以突破的宿命怪圈。这种“岛国心态”造就了具有的整体性、意会性、模糊性、精细化、长于直觉判断且更为细腻、晦涩，泛神宗教式的崇拜等特点的日本审美心理。这种心理导致了日本人不停地忙碌于技术的反复更新，质量的精益求精，因此，日本的传统陶瓷艺术相对其“师傅”中国而言，追求精细极致。
3.3日本本土人文因素
      禅宗于1192年从中国传到日本。禅宗佛教吸引了武士阶层，成为武士们简朴的象征，并且迅速渗入到日本生活中。它引发了茶道，对简朴的审美，强调极强的自制力--可以说，禅是日本的灵魂， 也是它文化艺术的核心。经过代代承传沿袭变革，已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被信奉为艺术与智慧的最高境界。在禅宗美学理念的影响下，日本陶瓷与精美有致的中国陶瓷相比，更具有自然天成、简约粗犷的美感。如果说日本传统陶瓷艺术是根植于中国的陶瓷艺术而发展而来的，那么这种追求自然、淡泊、雅静，追求一种自然生态观的质朴之风，则是日本陶瓷艺术的一大发展。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已经将现代陶瓷艺术普遍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的时候，而日本依然能够坚持形式与内涵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与荣耀时代。
4.小结与启示
      中日传统陶瓷的比较研究，其实质在于两种文化的比较。文化的比较不在比较本身，而是要透过比较，探寻异质文化之间交流发展的空间与通道，从中获得历史的经验，达到集采众长，促进传统文化，孵化新文化。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创造，文化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任何一种文化都只能根植于其深厚的传统，坚持自身特色，才是它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欧洲近代文明的日本人，也正是曾经吸收唐宋文化的日本人，其中不无值得深思的东西。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艺术创造领域，日本都能够把自己民族的精髓与外来先进文化近乎完美的结合，值得我们借鉴。模仿并不可怕，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交融中获得发展，可怕的是摒弃了、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必将导致文化的断层乃至于衰退。相信拥有了这样的理念，我们一定可以更好的面对处于新世纪内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下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矛盾。